唐代户籍的编制、管理与检察

户籍，是封建政府征发赋役的主要依据，历来受到各封建王朝的高度重视。唐朝前期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，后期实行两税法，都与户籍密切相关。因此，有唐一代特别重视户籍的编制、管理与检察工作。

唐朝的户口帐簿有手实、计帐、户籍等三种形式。武德六年（623年）三月令：“每岁一造帐，三年一造籍”；景龙二年（708年）闰九月(束力)：“诸州县籍、手实、计帐，当留五比，省籍留九比”；开元十八年（730年）十一月(束力)：“县司责手实、计帐，赴州依式勘造”（《唐会要》卷85《籍帐》）。不过，由“县司责手实、计帐，赴州依式勘造”一句可知，户籍是依据手实和计帐编制而成的，或如韩国磐先生所言：“手实和计帐就是户籍的底稿”（韩国磐《隋唐五代史纲》第173页）。

何谓手实和计帐？《新唐书》卷51《食货志一》说得非常清楚：“凡里有手实，岁终具民之年与地之阔狭，为乡帐。乡成于县，县成于州，州成于户部。又有计帐，具来岁课役以报度支。”可见手实、计帐是由里（百户为里）负责编制的，这与里正的职能“兼课植农桑，催驱赋役”（《唐六典》卷3《尚书户部》），正相符合。手实的内容是“具民之年与地之阔狭”，即一一写明百姓户内人口年龄及拥有土地状况。计帐的内容是“具来岁课役”，即一一写明百姓来年应承担的赋役。很明显，计帐是依据手实编成的，因为百姓的户丁、土地是派征赋役的基础。

在编制手实、计帐时，要进行“团貌”，即核实各户人丁年龄、像貌特点，正如《唐会要》卷85《团貌》所云：“诸户口计年将人丁、老疾应免课役及给侍者，皆具亲貌形状，以为定簿。一定以后，不得更貌。疑有奸欺者，听随事貌定，以付手实。”可见“团貌”是由县一级政府机构组织实施的，显示出国家对这一工作的重视。

由此可知，唐朝户籍的编制程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步骤：第一步，由里调查所辖各户人丁土地状况，经过县团貌之后，编成手实。第二步，依据手实，编成计帐，这项工作仍由里负责。第三步，依据手实、计帐，编成户籍，这项工作则由县负责。

唐朝户籍的编制时间遵循“每一岁一造计帐，三年一造户籍”的规定（《唐六典》卷3《尚书户部》）。手实的编制时间史无明文，但因为一年一造的计帐是依据手实编成的，所以手实也必然是一年一造。至于手实，计帐每年编制的具体时间，则由前文所引《新唐书》卷51《食货志一》的记载，可知其在每年的“岁终”。而户籍的具体编制时间，则有明文规定，“起正月，毕三月”（《大唐六典》卷3《尚书户部》）。按岁末及来年的正月至三月之间，正是农闲时期。此期间编制手实、计帐和户籍，就不误农时，当是最佳的时间选择。

编制户口帐籍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，需耗费大量人力、物力。其所需经费从何而来呢？《唐六典》卷3《尚书户部》云：“诸造籍……所须纸笔、装潢、轴，皆出当户内，口别一钱；计帐所须，户别一钱。”这表明，编制计帐所需经费，以人户为单位征收，每户一钱；编制户籍所需经费，以人口为单位征收，每口一钱。至于编制手实所需经费来源，史无明文。笔者以为，其当出于“口别一钱”的造籍费中，理由如次：第一，编制手实是编制户籍的前提，二者不能截然分开。第二，“计帐所需，户别一钱”，造籍所需，“口别一钱”，后者比前者的数量大得多，若每户以五口人计，也是前者的五倍。既然“户别一钱”的造帐费尚能满足一年一造的计帐所需，那么“口别一钱”的造籍费不可能只用于三年一造的户籍，而应包括一年一造的手实在内。

各县将户籍编好之后，就集中到州郡抄写。以乡为卷，共抄写三部，皆注明某州某县某年籍，州名用州印，县名用县印。一部送呈尚书省，由户部掌管，州县各留一部。上呈的州籍，一般由当州庸调车代送京城；如果庸调不入京城，则要雇人运送，运费由州府支付（《册府元龟》卷486《邦计部·户籍》）。

唐朝虽规定户籍三年一造，但新籍造好之后，旧籍并不马上废弃，而是要保存一段时间。武德六年（623年）下令：“州县留五比，尚书省留三比”，按一比为三年，则州县需保存户籍十五年，尚书省需保存九年。以后又改为“省籍留九比”（《唐会要》卷85《籍帐》），即尚书省需保存户籍二十七年。

尚书省将全国户籍汇总之后，也要抄写若干部。天宝三载（744年）二月二十五日下令：“天下籍造四本，京师、东京、尚书省、户部各贮一本。”即将全国户籍抄写四部，长安、洛阳、尚书省和户部各收藏一部。到天宝十二载（753年）正月十二日又(束力)命：“应送东京籍宜停（《唐会要》卷85《籍帐》），即改为抄写三部，取消了送往洛阳收藏的那一部。

以上所述，只是唐朝户籍编制与管理方面的一般情况。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，上述制度也在发生变化。如编制户籍，原来规定由里、县负责，到开元二十九年（741年）二月改为：“自今已后，应造籍，宜令州县长官及录事参军审加勘覆”（同上书），即州级长官及录事参军也要参与户籍的审查工作。这一加强户籍管理的措施，显然是针对当时均田制崩溃、户口逃亡、户籍不实的情况而采取的。

此外，唐朝政府还十分重视户口的检察工作，并特别制定律条，对户口、年龄不实的责任人严加惩处。《唐律》规定：“诸脱户者，家长徒三年；无课役者，减二等；女户，又减三等。脱口及增减年状，以免课役者，一口徒一年，二口加一等，罪止徒三年。其增减非免课役及漏无课役口者，四口为一口，罪止徒一年半；即不满四口，杖六十。诸里正不觉脱漏增减者，一口笞四十，三口加一等；过杖一百，十口加一等，罪止徒三年。若知情者，各同家长法。诸州县不觉脱漏增减者，县内十口笞三十，三十口加一等；过杖一百，五十口加一等。州随所管县多少，通计为罪。各罪止徒三年。知情者，各同里正法。”（《唐律疏议》卷12《户婚》）文中的“脱户”、“脱口”是指隐瞒漏报的户口；“增减年状”是指虚报年龄，未到免役年龄（60岁）而诈称已过，已到成丁年龄（21岁）而诈称未到，以逃避国家应征的赋役。一旦发生“脱漏增减”问题，则按家长、里正、县、州的顺序层层追究，其中对家长的处罚最重，误一口徒一年，而且不管有意无意，都同样治罪。对里正、县、州的处罚则依次减轻，而且分为“不觉”（无意）和“知情”（有意）两种情况区别对待。若“不觉”者，里正误一口笞四十，县误十口笞三十，州随所管县多少论罪；若“知情”者，里正同家长例治罪，州县长官同里正例治罪。如果脱漏增减的是非课役口，则误四口按误一课役口对待，从轻处罚。

既然唐朝政府对里正、县州长官的要求这么严，可以想见，平时的户口检察工作自然由他们承担了，这也是他们的职责所在。尚书省的户部是中央主管部门，更负有检察全国各地户口户籍之责。

而在特殊情况下，唐朝政府还直接委派专使负责搜括逃户或检察户口工作。笔者见有三次：

第一次发生于武则天时期。大谷文书二八三五号《长安三年（703年）停逃户文书》披露了这件事。该文书是敦煌县于长安三年（703年）三月为解决滞留在甘、肃、凉、瓜等州的沙州逃户问题而作。从文书可知，当时为了解决沙州逃户问题，曾设置了“括户使”和“括逃使”两个使职。“括户使”由当道（陇右道）采访史兼充，故称作“括户采访使”。“括逃使”由中央特派的御史充任，故又称作“括逃御史”。从行文看，敦煌县先将情况向括户采访使反映，再向括逃御史汇报，可见中央与陇右道均设有主管逃户问题的使职。毫无疑问，该二使是武则天特设的专门检括逃户的使职，表明武则天对于当时严重存在的逃户问题还是关注的，并设法予以解决。由此也可以看出，学界流行的关于武则天不重视逃户问题的成说是值得推敲的。可惜再无其他史料可资说明，其具体情况就难于确知了。

第二次发生于唐玄宗开元时期。当时“天下户口逃亡，免役多伪滥，朝廷深以为患”。宇文融“奏请检察伪滥，搜括逃户”（《旧唐书》卷105《宇文融传》）。玄宗纳其言，于开元九年（721年）正月，任命他为“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，充搜括逃户使”。宇文融的这次括户取得了很大成绩，共括得客户八十余万，岁终征得客户钱数百万之多。

到开元十二年（734年）八月，宇文融又任御史中丞，“充诸色安辑户口使”，由“搜括逃户使”到“安辑户口使”的名称变化，反映了唐朝政府对逃户问题的政策变化。前者重在“检察伪滥，搜括逃户”，将他们置于国家控制之下，以保障农业生产有足够的劳动人手，进而扩大国家的税源。后者重在安置，即将逃户检括出来之后予以合理安置，给以优惠政策，让他们安心生产。不过，这两个使职尽管名称不同，但职能相近，即都是为了检察户口，以扩大国家赋役来源。

第三次发生于唐玄宗天宝时期。天宝四载（745年）二月，以户部郎中王为户口色役使（《唐会要》卷85《户口使》）。户口色役使的职能，顾名思义，当包括两个方面：一是检察户口，二是主掌色役。所谓色役，南北朝即存在，是指各级品官及官府所用的各类仆役，如防阁、庶仆、帐内、执衣、门夫等等。王既为户口色役使，却恣行割剥，最著者为对待边兵死亡问题。按唐制，戍边者免其本人租庸，六岁替还，即只免除六年租庸。而边将耻于言败，士卒战死后往往不申报上级，故原籍仍保留该亡卒的兵籍，六年后即开征租庸。对于这种情况，王本应认真检察，予以纠正，而他为了聚敛，竟“以有籍无人者皆为避课，按籍戍边六岁之外，悉征其租庸，有并征三十年者”，极大地加重了亡卒之家的负担和苦难。王如此严重的渎职行为，却因聚财上供，不仅不受责罚，反而得到重用。